真实的事，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。
经过城门立木一事，百姓记住五十金，记住改革家商鞅，更记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。在信誉沦丧的战国，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。商鞅在城门立木，一举赢得百姓的信任，破除百姓对朝廷的猜疑，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。
宋朝的大变法家兼文人王安石，写了一首七绝，直接以“商鞅”为名，就是赞颂商鞅能够取信于民：
自古驱民在信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
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
《商鞅》既表达王安石对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，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。王安石与商鞅这两位大改革家，仿佛超越历史时空的限制，使两颗改革的心灵相遇。
得到民众的支持后，商鞅开始正式主持变法。
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，第一次变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第一，整理户籍，命令百姓十家编为一什，五家编为一伍，各家互相监视检举；如果有一家人犯法，十家连带治罪。
在农耕社会，百姓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程度。商鞅整理户籍，有助于管理秦国的人口。商鞅施行连坐法，让百姓互相监督，大大减少了犯罪行为。
第二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，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，告发之人受到的赏赐与上阵斩杀敌首同等，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。通过第二条法令，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。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，百姓自然相安无事，努力发展生产。
第三，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，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。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，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，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。
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，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。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，国家自然无法扩张。
法令还规定，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，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，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；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，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。这条法令，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，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。
第四，有军功的各按标准升爵受赏，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。如果私下斗殴，将按性质的恶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。这条规定，将百姓的暴力引向战争，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权，为百姓开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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