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了二月,春暖雪融,山里迎来了好时节。
章越,郭林都在有条不紊地读书,准备着县学录试。
而在录试之前,他们还要写上十篇公卷。
行卷是自唐以来的科举文化,读书人要将平日得意的诗赋在考前献给主考官,混个眼熟。
间隔数日后再送几篇文章,则称为温卷。
而到了宋朝,有了糊名之制。起初除了省试有糊名外,解试还是不糊名的,天圣年后连解试也糊名,如此科举风气才好了许多,不再抢破头了去行卷想着走门路通关节,于寒门读书人而言才渐渐有了公平可言。
糊名只到解试,到了县学录试一层,还是不糊名。但科举风气已变,有的人觉得不必再如此大费周章了吧。但其实不然,该行卷还是必须得投,如此至少显得我懂规矩。
说来行卷,温卷之习在唐朝就被视为一等走后门的弊病,否则宋朝也不会有糊名制了,但是话说回来所有考生都行卷,唯独你不行卷,那就成了你有病。
县试考试,到了最后录取不录取还是在于主考官的一念之间。
按郭学究的话来说,县学录试说是进士斋五人,经生斋十人,但肯定已有考生通榜,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。
而他们要与剩下的人来争最后的名额。
若是行卷文章能获得县令赏识,可先一步获得通榜的资格,若是不行,则还是要回到考试上。
那么问题来了。
进士科的考生可以送平日得意的诗赋文章,那么只靠死记硬背的经士科考生送什么?在家自己写一遍经义注疏送给考官,说这是我在家默写,这与脱裤子放屁还有什么区别。
不过最后还是有办法,那么写‘大义’。
庆历年间,范仲淹进行科举变法,其中为诸科考生增了考试内容,最后一场要考十道‘大义’。直到范仲淹变法失败后,近来诸科考试才废除了大义。
大义是‘微言大义’的大义,就是考官将经义抽出几句话,然后令考生以本经注疏以应对再加以文辞润色发明。
这其实有些类似于章句之学了,与明清八股文比起来,只是没有格式上的约束而已。
郭学究就让郭林,章越十日之内,写出十篇‘大义’来面呈县令。
对于写‘大义’这等事,郭林十分认真,读书人嘛,都有这样的念头,写出来一篇惊风泣雨的文章好一鸣惊人,洛阳纸贵后得到贵人赏识,从此平步青云。
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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