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宁,他愿自己赴京,做质子。
对此,李彝殷“主动”回了一封信,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,年事已高,精力不济,正当安享晚年,让他善掌夏州军政。其后,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,正式扶正李光睿,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。
这道任命,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,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,却再难回到当初。也因为朝廷的手段,李光睿心中愤懑,对朝廷日益不满。
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,其南面,却有一个吃瓜群众,高绍基。到乾祐十五年,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,已然名存实亡,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,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,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。
而高氏一族,也陆续迁到洛阳,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,希望能回朝任职。
党项事务之外,朝廷对陇右、河西方面的开拓,也在持续进展,与回鹘、温末、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。褒国公王景,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,继续西进,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。
兰州以西,继续遣人招抚,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,王景在乾祐十四年,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晋爵褒国公,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,可以说,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。
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,在多年的铺垫下,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,进行管理。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,冠绝温末诸族,原本是有所忌惮的,所幸其还算老实,没有为此设阻,走那取死之道。
到乾祐十五年,大汉的势力,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,影响遍及河西走廊。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,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,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,西北的诸多部族中,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,反对的声音。
而控制甘、肃地区的甘州回鹘,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,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。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,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,经济利益在前,政治手段随后,再有军事实力威慑,方才没有大的动乱。
当然,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,在刘承祐心里,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。西北地区,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,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,怀柔是必须的,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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