破败不堪的小镇内,倒也不是一片死地,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,有野鸡在觅食,有乌鸦在啃食着腐肉。
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,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,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,腐臭味传遍内外,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。
那瓦砾丛中的尸骨,毫无疑问,大部分都是党项人。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,成为一地枯骨之时,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。
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,与朝廷作对,那显然是不尽然的。
在底层百姓中,除了信仰、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,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然而族群的区别,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,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、汉人侵占之时,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,野心家是少数,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,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,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。
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,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,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,那样的结果,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,有多大好处。
朝廷的平叛行动,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,至于讲人道什么,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,实在没有多大意义。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,而对朝廷而言,什么是天道,顺我者昌逆我者亡,如此而已。
事实上,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,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,而等到袁恪、李继迁先后兵败,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,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,各地叛军、各部党项,其心本就难齐。
那个时候,很多人都觉得该“见好就收”了,朝廷那么强大,造反没有好下场,这样的认识,变得格外清晰。
然而,这样的反省,为时已晚。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,不是派兵讨伐,打败叛军,然后得几年太平,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。
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,在应对此类叛乱上,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,斩草除根,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,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。
过去的二十多年间,大汉从南到北,由内而外,发生的大小叛乱、动乱数也数不清,毫无例外,所有参与叛乱的人,要么被杀,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,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。
这样高压的政策,持续二十多年后,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,处于归化的状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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