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那么刹那，刘旸几乎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统治的本质，不管皇帝怎样忧国忧民，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，民，永远是困苦的。
皇帝不可能越过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宗族去直接统治小民，只要中间隔着这些食利阶层，那民永远不得自由，温饱都不容易，遑论其他。
倘若要推翻中间的利益阶层，那又无异于自掘坟墓，皇帝制度终究不是靠那亿万黔首屁民来维护的。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话固然不假，能够意识到这点的皇帝，更能称之为明君。但是，天下黔首，绝大多数时期，都不具备“覆舟”的能力。
皇帝能够秉持着这样“爱民”的理念去治国，但需要搞清楚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，而不是去与黔首共情。
黎民百姓能做的，只是苦苦挣扎，所谓盛世，也只是受剥削的程度相对轻浅一些，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创造的成果，但还有在底层稍稍向上观望的机会
刘旸不似老皇帝，内心之中，依旧还存有理想，有天下太平、万民安康的美好冀望。因而，虽则因一些现实问题感到伤神，但心态调整得很快。
即便很多问题根深蒂固，难以根除，但是该作为时必作为，建立的规矩必须维护，哪怕仅仅保证朝廷在某一局限的领域重拳出击之时有法可依、有理可循，那就是积极意义所在。
接下来，在税制改革的推进与维护上，要多加注意了，刘旸心中暗暗道。税改进展到第四年，朝廷这边已经没有太大争议了，这是共识，不管新旧税制的利弊如何，大汉的税制必须统一，这毕竟是严重关乎统治秩序的问题，容不得反复拉扯、过分迁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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