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轰动。
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,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,帝位传承、新旧交替,实在是适合投机,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。人多嘴杂,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,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,还没法责难,“忠正”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、怀念,这谁敢责怪,是何居心?
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,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,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多的帝国上层权贵,还包括中下层百姓。国丧期间,不能饮酒,不能嫖娼,不能搞任何聚会性活动,犯了事罪加一等,不能结婚,甚至不能家里死了人也不能大办丧事,以免冲撞灵驾
如此禁制,三五日自是应该,十天半月也勉强忍受,一旦逾月,那闲言碎语,晦气怨愤,就跟着跑出来了。
即便畏惧皇城司的密探、府衙的眼线,不敢诉诸于口,心里骂咧两句总是难免的。至于骂谁,除了朝廷官府、肉食权贵,还能有谁?
自然是有的,包括天家,包括已经在殡宫躺了两个月的大行皇帝。人心之变化,就仿佛当初梓宫还京,那几十万士民百姓追怀恸哭,哀声震天之景象,是虚假的一般.
不得不说,大汉的子民,是世间万族最勤劳,最淳朴,最宽容的,但同样,也是最无情,最健忘的。
当然,国丧期间一些苛刻乃至病态的禁制规定,新皇帝刘旸并非没有耳闻,也并非没有想法,只不过在当下他也不好贸然提出,更关键的,还是他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顾忌到这些细枝末节。
就如此时,听闻赵王刘昉回京的消息,刘旸顿时上了心,在过问其行程、日期之后,专门派遣卢国公赵明德西去迎接。赵明德,已故卢国公赵匡赞之子,赵王刘昉的大舅子。
对刘昉,刘旸倒也没有那么强的戒心,时至今日,他已继位,君臣之分彻底奠定,并不怕刘昉会威胁帝位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大行皇帝诸子,抛开一向安分守己的嫡次子燕公刘昭不谈,赵王刘昉也确实是对刘旸帝位威胁最大的人。
怡然不惧是一种态度与器宇,但能够正常平顺地度过这个关键阶段,也是刘旸所期望的。就连那些公卿贵族、文臣士子都能惹出那么多是非纷扰,何况是名望颇高、战功赫赫的赵王呢?即便刘旸相信,刘昉不会做出一些不智的事情,但是不得不防,谁也不知道大行皇帝驾崩给刘昉造成了怎样的刺激
当然,真正让刘旸疑虑的,还是大行皇帝驾崩之前下的诏旨,不论如何解读,都透着一股不寻常。既然分封安西三国了,刘昉也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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