昉、尚书令吕端、皇城使王约以及还没正式上任的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等大臣。
不管起因如何,过程如何,结果就是,“凉国公下狱”之事成为了事实,而此事在大汉朝野之间的影响,用轩然大波来形容是没有任何问题了,也迅速转移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注意力,使其成为“封国之议”之外中枢的又一焦点事件。
而两件事都牵扯到诸侯王,天然地被人联系到一起,也凸显出一点,当下朝廷中枢的事务重心就是诸王封国之事。
一大波原本对“封国成本”磨刀霍霍的臣僚,都在事发后调转矛头,把注意力转向刘晔这边。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,一定程度上,甚至比封国更容易也更适合拿来做文章。
因为前者,有世祖皇帝的“祖制”在,不论怎么使劲,怎么诘难,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动摇得了,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争取到一些皮毛的调整。
后者则完全不一样的,影响更加深重,因为涉及到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,那就是皇室天然拥有的“司法豁免权”。
皇室、宗室犯罪,世祖皇帝在这方面法律的规定是有些模糊甚至可以说粗糙的,简单到就一条规定,宗室犯罪,交宗正寺论处,而宗正寺如何处置,却又另成一套体系。这对朝廷的司法权威,显然是一种伤害,“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”这等政治正确式的理念,在实际的法条上却是完全抛弃的。
如此两套办法,久而久之,是必然会产生冲突的,这与宫廷内部那一套独立的体系还不一样,宫规毕竟具备局限性,范围有限,规矩却更细致。
但宗室问题,却是直接涉及到政治法制,其犯的任何事,侵害的都是大汉正常的行政、司法秩序。过去,冲突还不那么明显。
一是有世祖皇帝的压制,谁敢犯事,也是下狠手的,不只是拿鞭子抽,拿板子打,还能里圈禁至死,虽然对龙子龙孙地没有那么严苛也就是了;
二则是早年皇室成员还不算太多,影响的范围也有限,然而等到世祖皇帝后期之时,整个宗室成员已经是大爆发了,仅天家就是一大家子,而将来也只会越来越多,而宗正寺的管理,能否真正覆盖到所有皇族,能否严格执法,其法条又是否该更清晰明确一些.
带着类似的思虑,转移阵地的臣僚们,开始就此展开,踊跃发言进言了,一副为国尽虑、为皇室尽忠的样子。
事实上,就是皇帝刘旸自己,也有所考量,对皇宗的管理,的确要有所收束,不能任其泛滥,否则败坏的是皇室的声望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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