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,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。
提起寇准,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,以及大事、要事上的谋断能力。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,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,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。
寇准的贡献,主要在于三方面,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,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,这是根本,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,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;
二则是整顿吏治,反腐肃贪,重倡太宗遗风,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、奢靡、贪墨之风,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;
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,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,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,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、地主,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,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,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。
因此,在尚书令的位置上,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,相反,他是个有为之臣。但是,有为之余,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,不得不说,在“建隆改革”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,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。
“倒寇派”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,并且,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,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。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,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。
鉴于此,虽以赵普为目标,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。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,就是先天劣势,另一方面,在为人处事方面,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。
这是个聪明人,但聪明的地方,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,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,都是类似的观感。要知道,当年向德明之后,择尚书令时,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。
但最终选择寇准,也是政治的选择,至少,这个人能办事、敢办事,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。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,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,用起来也很趁手,有这么个精力充沛、作风果敢的大将,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,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。
因此,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,只是,时间在流逝,朝局在变动,人心也在变化。到建隆七年,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,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,再无人能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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