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是约定俗成,也习以为常,可谓深入人心。看看皇帝刘维箴都做了什么吧,仔细地列举,他似乎什么也没做,就连一直想修的道观,都被范仲淹阻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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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大汉帝国的状态,却是风吹雨打,而不动如山!这就是帝国耗费百年时光,方才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生态,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稳定。
只不过,在上层建筑越发趋于保守顽固的时候,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与弊病,如范仲淹者,想要改变,扭转那种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趋势、客观规律,显然是很困难的。
从正统六年回京之初的万众期待,满堂欢呼,到十二年的“声名狼藉”,非议不断。这六年间,范仲淹的诸多改良措施、政策方针,在苦苦支撑,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,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。
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,清酒红人面,黄金动道心,动了人家的奶酪,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。但是,帝国的经济场,水深且混,可供浑水摸鱼,妥协、交易的空间也大。
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,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、用人思想,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,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,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。
因此,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,哪怕只是一种改良,再加上一些限制,依旧引得群起而攻,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,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、新贵所有人的利益,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。
反噬在正统十二年,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,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,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
当然,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、根本上的问题,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。比如,正是在范仲淹时期,文臣掌军,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。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,已被打破几十年了,到了正统年间,在范仲淹的主导下,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,趁着“石李之争”,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。
“石”指的是石元孙,“李”指的是李光辅,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,一个是李筠曾孙,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。
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,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,各引援手,斗得不可开交,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。
最后,范仲淹联合萧氏,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,推上了枢密使之职,但与此同时,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,被任命为枢密副使,这文臣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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