俊」。
而比起其他人,王安石则更进一步地,被调到政事堂,在范仲淹身边任职,得幸就近观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,以卑末之身,出入于帝国权力核心,站在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,观察、认识、思考着大汉帝国方方面面的事务。
那段时间,不算长,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时间,但对王安石视野的开拓,政治经验的积累,以及对大汉帝国那套繁复的管理体系,及运转模式,都有了极深的了解与认知。
这种际遇,若非气运旺盛到了极点,是绝不可能出现的。而王安石的这种幸运,是有明显延续性的,在中枢「倒范运动」的前夜,被外放东南,担任江海关副使,成功避开一波大的攻击。
而那一场政治余波,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,帮他扛过了,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,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,进行实践验证。
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,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,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,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。
然而,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,还得是王安石,他毕竟属于「关门弟子」,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。
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,他在继承、研究「范学」的同时,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,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,多有独到之处,尤其在帝国财政、经济与民生事务上,在为政之道,他更偏重于「术」。
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,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,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,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,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。
十年前,外放之前,范仲淹还曾顾虑,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,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,难以长久,怕他刚极易折。
但是,王安石用事实证明,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。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,王安石都看不顺眼,都亟欲改之的冲动,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。
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,又久经历练、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、旋涡的官僚,怎么可能只会蛮干。他懂得屈伸,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,如何通过妥协、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,尤其在自己权力、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。
江海关任上,王安石对海关制度,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,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,提出「总账法」的概念,改进
统计办法,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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