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了医院。
老太太病逝后,傅斯年因不知病情,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,为此双方吵吵嚷嚷,争论不休。最后,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。傅斯年犹像再三,最后同意解剖,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。
由此病案,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。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。
四个月后,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,假如“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”,假如“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”,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、早治疗。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。隔一个月后,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,“至今念之,倍觉罪恶者也。”
母亲去世后,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,丧事亲力亲为,看地、安葬,连续操劳奔波,血压都不量了。等忙完丧事,到李庄一量血压,打破一切纪录。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,傅母“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,作成一水泥之圹,甚坚,欲移不可,未开吊,未发讣,事后登报耳。”
他手头拮据,又逢国难,只好卖书葬母,丧事从简。“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。朋友有劝我开吊者,我实在办不到。”
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,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,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,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,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,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,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,极为坚固。
为此,傅斯年致信胡适说:“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,作成一水泥之圹,甚坚。”短短几十字,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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